根据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理论，立法是国家保护公民基本权利最重要且最有效的方式，立法机关通过具体化的努力来界定不同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是其履行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的重要方式，而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则主要是通过正确适用相关规范来履行保护义务，只有在立法机关未对基本权利充分进行具体化或者当基本权利的立法保护存在空白时，司法机关则需要代替立法机关平衡基本权利主体之间的利益，以弥补基本权利立法保护之不足。

这就是圣明帝王的治理和礼义的教化。也看到了道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认真把握。

这些协议是用以补救由人类心灵的某些性质和外界对象的情况结合起来所产生的某种不便的。请看其言：今使人君行逆不行道，诛杀不以理，重赋敛，竭民财，急使令，罢民力，财竭，则不能毋侵夺，力罢，则不能毋堕倪。[35]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细读凯尔森著，沈宗灵译：《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附录自然法学说和法律实证主义[36] 参见张书友著：《凯尔森：纯粹法理论》，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二章，一。[75] 同上，第257页[76] （奥）凯尔森著，沈宗灵译：《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8页。[41]另外，认识自然法还有一种倾向结构或动态方案，[42]在这些倾向结构或动态方案里，可以产生许多不同的、仍然有缺陷的内容，更不必说可能同基本倾向混在一起的、被歪曲了的、有偏差的或堕落的倾向了。

只有当这种内在欲求与一个外在的目的物（如食物、异性）结合时，才能满足自己，达到其现实性。因为，其中没有任何真实的意义，而且，我们无法检验其中的具体内容。不过，最早将法律多元作为论题来专门探究的，是英国法人类学家爱泼斯坦（A.L.Epstein）。

其中，经验的外在要素关涉的是习惯的行为，经验的内在要素关涉的则是行为的规律。习惯作为夹在规范与法律之间的中间概念，既可被视为规范，也可被视为法律。摩尔根在分析易洛魁部落的葬礼习惯时指出，在易洛魁人中间，流行着很多丧葬习惯，其中有一段时间流行脸朝东方，坐着埋葬的习惯。习惯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也可如文化一样发挥一系列功能。

无论是直接将习惯的概念渊源确定为地美士或风俗，还是间接将神意作为习惯的可能性概念渊源，早期法人类学家对习惯概念的论述，具有明显的探索性，这与特定的时代背景，尤其是法人类学还未发展起来密切相关。豪厄尔、霍利曼、罗伯茨对习惯的线性史描述，以及习惯与习惯法关系的判断，可以说是对英美法学界主流观点的颠覆。

克拉森（Aninka Claassens）在对南非百年（1913年至2013年）发展史中有关习惯概念的意义梳理中发现，进入21世纪后，随着南非法律成文化进程的日益增进，法律规范开始以习惯为外衣，习惯概念的规范性不断被释放出来。第二阶段是20世纪初叶至中叶，随着法人类学在特定时代核心议题及学术旨趣的变化，习惯的意义渐渐向法律性转变。比如，赵天宝在对云南景颇族刑事、婚姻、家庭继承等习惯的研究中，循沿功能范式，认为景颇族习惯具有惩罚、恢复、教育、凝聚、俗信及传承等六大功能。进入专题： 习惯 概念谱系 阐释范式 法人类学 。

法律多元本质上是规范多元，但有关哪种规范在该‘多元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问题，却未受到关注。习惯的情境主义阐释范式，不但可有效克服习惯的功能主义、历史主义、规范主义阐释范式的内在缺陷，还可在一定程度上为习惯的科学认知提供一种新的可能。的确，它和马林诺夫斯基对文化功能的揭示一样，很容易被视为一系列不容置疑的真理。他们在运用历史阐释范式时，灵活地围绕习惯法论题，对习惯法与习惯的可能关系模型展开建构，呈现不同场域与不同时间的习惯法与习惯关系模型。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法学派观点的错误，在于没有对部落社会的法律展开参与观察。20世纪初在学界兴起的马林诺夫斯基人类学（Malinowskian anthropology），对想象与臆测的研究方法及其相关理论展开了激烈批判，并极力提倡研究方法的革新与研究理论的推进。

与梅莉类似，在对非洲部落社会酋长制现代转型的探究中，科马罗夫夫妇（John and Jean Comaroff）也重点围绕习惯的功能予以阐释。 摘要：习惯在中西古代文献中有着不同的表述及意义内涵。

她以当地普遍流行的布鲁布鲁习惯的文化功能为论题，以参与观察为方法，认为布鲁布鲁习惯表达的是，如果一方实施了侵害另一方的行为，但向受害方及时道了歉，那么，受害方就必须要接受道歉且不得追究加害方责任的一般实践。带着对非洲城市法庭的司法裁判，与西方城市法庭的司法裁判是否存在相似性的疑问，20世纪50年代，爱泼斯坦以非洲赞比亚铜带省的城市法庭司法裁判过程为考察对象，重点围绕司法裁判中法官所运用的规范展开探究。若要全面了解努尔习惯法，必须要思考努尔历史上的习惯与现在的习惯法，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虽然他们的研究结论存在差异，但他们的学术旨趣却存在共同性，即通过对习惯文化功能的参与观察，获得对习惯所赖以生存的文化的整体功能的深入理解。而在《大英百科全书》中，禁忌则被定义为一旦人们从事这种行为就会被谴责，因为这种行为在本质上或是过于神圣，或是过于危险，以至于必须被禁止。针对19世纪中后期学者普遍将习惯与怪异荒诞古老等意义元素相关联的做法，马林诺夫斯基有意识地将习惯与法律置于部落社会的规则场域，强调习惯与法律之间的意义关联，将法律视为习惯的组成部分。

莫斯（Morsen Mosses）在对南太平洋地区瓦努阿图族群习惯的探究中，也是围绕法律多元论题，将习惯作为法律规范的来源予以阐释，着力于讨论习惯作为法律多元意义上的规范所面临的现代挑战。史蒂芬逊（Gail S.Stephenson）强调，习惯经常被学者误认为是前文字社会的法律，习惯经由长时间的实践性运用即可被视为法律。

该习惯规定，任何男子都不能和女子一起穿越河滩，如果男子看到女子正在穿越河滩，必须要躲起来，直到女子完全穿过了河滩，男子才能穿越过去。对习惯的阐释，需要考虑文本阐释、结构阐释、关系阐释等其他方法。

所以，对习惯进行规范阐释，可从根本上把握部落社会习惯的变与不变。纵观历史学与语义学学术史，早在古希腊时期，习惯是一切之王（Custom is the king of all）便作为一条格言被广泛传播。

围绕该议题，学界分别从功能、历史、规范、情境等不同进路展开了探究，由此形成了四种有关习惯的阐释范式。汉代之后，习惯开始替代习贯出现于各种文献之中，但习贯并没有完全消失。（四）习惯概念的意义变迁普理查德（E.E.Evans-Pritchard）曾指出，人类学家对分布于世界地图上不同地区的习惯充满兴趣。不难看出，罗伯茨意在强调，部落社会的习惯法来自于习惯，是习惯发展的必然结果。

禁忌有很多不同类型，不是所有禁忌都与惩罚性相连，或以惩罚性为核心。早期法人类学家从对习惯法的形成过程与方式的参与观察中追溯习惯法的历史，发现历史上的习惯，呈现习惯与习惯法的关系结构，从而获得对习惯本质的认知。

在西南太平洋地区斐济族群的田野调查中，梅莉主要着力于斐济习惯的功能阐释。习惯的概念，随着法人类学研究方法、议题、旨趣的变化，经历了原始性法律性规范性实践性的意义变迁。

第一，在论题方面，与习惯的其他三种传统阐释范式不同，习惯的情境主义阐释范式尤为注重论题的开放性，即它不会局限于以某个预先设置的具体议题为中心，而是假设所有与习惯有关的论题，都隐藏着习惯认知的火种——从习惯有无文化功能习惯法与习惯的关系法律多元等传统议题的探究中，可以获得习惯本质的认知。19世纪中叶的法人类学家对习惯的理论阐释，因过于强调臆测与想象，忽略经验与实践，受到了20世纪初叶法人类学家的激烈批判。

通过对习惯的规范阐释，法人类学家旨在获得对习惯与部落社会乃至新建国家秩序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解。习惯的功能主义阐释范式，虽然揭示了习惯的本质，但其内在缺陷不容忽略，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过于强调参与观察方法的客观性与科学性，凸显经验发现大于理论演绎的现实主义逻辑，注重揭示习惯在部落社会秩序中所呈现出来的外在文化功能，对于习惯在部落社会发挥的内在文化功能，如形塑族群成员的共同文化基底、推进族群成员的共同文化认同、凝练族群成员的共同文化理念等却未予以充分关注。面对这些挑战，极具逻辑性的臆测固然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学界对习惯的认知渴望，但在本质上却是不科学的。巴顿与沙佩拉有关习惯与禁忌的概念辨析，以及在此过程中提出的相关核心观点，并不具有普适性。

时至当下，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方法与旨趣，随着时代发展已然发生了新的变化，但对习惯的认知分歧仍然存在。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法人类学经历了从酝酿到诞生的过程，有关习惯的知识生产方法，亦逐渐由先前的理论分析转向经验观察。

沙佩拉虽然没有像马林诺夫斯基那样对传统观点展开批判，但他对习惯概念的意义认知，却与马林诺夫斯基类似。因此，法人类学家在借由现代意义上的学术思维对部落社会习惯、禁忌与法律进行概念辨析时，必须要考虑到法的概念结构的复杂性。

引申而言，通过对记录习惯的文本、习惯所生存的结构，以及习惯在结构中与其他要素的关系的阐释，同样能够获得对习惯本质的认知。博丹斯基（Daniel Bodansky）指出，习惯在本质上是一种被公认为法律的一般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