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公民意识觉醒对政府行政行为提出更高要求。

关于马教授对1949年之后的中国历史的评价，我觉得问题很大。这两种史观尽管存在对立与紧张，但在处理历史问题上却存在着共通的断裂逻辑，无法融贯地提供一种关于中国的大历史叙事，无法完成一种文明连续性的历史学建构，因而只能归于一种小历史观。

（四）结语：关于中国时刻的基本思想格局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是一个伟大、魅惑而严肃的命题。稍晚一些的德国公法学家施米特则提出了德国崛起中的门罗主义问题，要用德意志的大空间对抗英美的普适价值，而门罗主义是一个地区性概念，不是一个世界性概念。这里要追究的本质性问题是：中国古典政治文明的本体结构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是儒法一体化，或者说是秦汉政制模式的高级合成版本，是汉文秦制式的儒法综合体，这才是秦汉政制模式的本质所在。在此意义上，尽管黑格尔关于德意志民族的实践期许落空了，德国时刻并未成为真正的世界历史时刻，但在哲学意义上却并未落空，美国时刻是其更为恰当的历史显现。与此相比，英国的不成文宪法在国家理性层面稍逊，而法国的雅各宾党人则过于激进地追求民主与积极自由，因而都难以形成相对完备的现代民族国家。

这表明以美国为主导的新的世界格局对二战之中中国的巨大牺牲在政治上的补偿是非常有限的，它让你有一些象征性的出镜机会，然后心理上有极大的满足，比如成为五常之一，比如废除领事裁判权，但是关于1945年之后新的世界体系如何规划，甚至东亚秩序如何规划，就跟你没有关系了。另一方面在讲到文明构成时似乎又有点按照西方文明的内容赋予我们时代以具体价值的趋向，总体来看他在文明论基础层面关于中西要素如何构成这一根本问题上还没有形成最后的看法。选举制度和表达自由是政治性的，它们是利益诉求的审议机制，而不是对利益的分配结果，它们是公众参与立法和决策的程序性安排，而不是可以任加取舍的对象。

入宪既不是解决民生问题和保障人性尊严的有效途径，也无助于疏通政治过程，相反，它的目的恰恰是要绕开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公民表达自由为核心的政治过程。强制拆迁中震撼人心的惨剧，大量发生于二○○四年宪法修正案重申私有财产权之后。这种立场也支持把个人权利同公共利益对立起来，并为限制权利提供理由，毕竟个人利益相对于公共利益来说并不具有量上的比较优势。写入宪法的权利是否越多越好？在我国，由于大量侵权事件的发生，对此问题似乎只能做出肯定的回答，权利入宪也已经成为孙志刚案之后法律话语的最强音，诸如环境权、工作权、住房权、免费医疗权、健康权、营业权、食品安全权等的入宪呼声，此起彼伏，蔚为大观。

然而，近年的诸多侵权事件，恰恰也指向既有的宪法权利。为什么选举权、表达自由通常拥有宪法地位，而适龄结婚的权利只需普通法律规定？人们可能不假思索地说：它们对公民来说很重要。

在笔者看来，宪法权利有下面三个特征：第一，相比于普通权利，宪法权利对于公共生活具有特殊重要性。只要我们承认不能把所有权利都写入宪法，那么厘清宪法权利与非宪法权利的边界就是有价值的。个人以自己的资财和力量面对国家，而国家却可以公共财力和合法暴力追诉个人，使其财产、人身与荣誉岌岌可危。那些主张写入宪法的权利，在根本上都不具有我们所说的那三个特征，它们要么属于向他人提出要求的社会权（如工作权），与防范政府无关，要么属于应该由立法机构审议的事项（如社会保障），可以随着社会情势加以权衡调整，要么属于某种集体权利（如环境权），与宪法保护个人权利的本意相去甚远。

依笔者的看法，入宪论不过是选择性地接受了西方人权保障的法律形式，而忽略了其背后的民意驱动。宪法权利大多为政府所不喜欢，正是因为政府不喜欢，所以才写入宪法，为什么？因为宪法先于并高于政府。这样来看，仅从康德主义立场来理解宪法权利，会让人摸不着头脑，甚至有些不近人情。概言之，宪法权利也通常指那些对政治审议和投票持不信任态度的事项。

入宪论的动机无可厚非，但它也是中国法治实践中屡见不鲜的叠床架屋和法律上访的又一例证，它在理论上显示的是法条主义的治理哲学，它把一般性的权利还原为具体的利益，并视之为政府主导分配的结果，这最终只能强化政府的选择性赋权，而不是约束其权力扩张本性。公民人格尊严的保持、社会经济权利的增进，都是政治过程有效运转的结果。

当前如火如荼的权利入宪论，忽视了上述特征。个人力量不可能同国家权力的物理暴力和政治权威相抗衡，当个人面临国家的刑事指控时，这种不平衡尤为明显。

这一回答既无可厚非，又容易引发争议。虔诚的摩门教徒不太可能被天主教徒说服而改变信仰，反之亦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前大法官杰克逊也说：权利法案的真正宗旨，就是要把某些事项从变幻莫测的政治纷争中撤出，将其置于多数派和官员们所能企及的范围之外，并将其确立为由独立的法院来适用的法律原则。为什么民主国家的政府和公众也对表达自由如此厌恶？这并不奇怪，恰恰是一个受多数人意志约束的政府，才对少数人以罢工要求提高薪水、游行主张同性婚姻合法化等方式很不喜欢，因为对于政府和多数市民来说，一小撮人的行为妨碍了公共利益。从积极意义上说，作为信息反馈机制的宪法权利，会增加政府回应民意的制度性机会。罢工也令数百万市民愤怒不已，因为他们必须步行上下班了。

的确，人是会思考、有理性的动物，选举与表达自由对人格完整不可或缺，但权利对于个人也会有不同的边际价值，如果仅因权利本身重要而写入宪法，那么所有权利都应写入宪法。如果多数派凭借人多势众谋求一统，少数派可能更加不予合作，把这类问题纳入政治过程，无异于自寻烦恼，它们冒犯当事人的道德观念或宗教禁忌，不但难以顺利解决，还会损害政治过程本身。

一方面，政府在保护这些只涉及私人主体间关系的权利上既不缺少动机也不缺少能力。但是，如果连政府都侵害个人权利，那就没有一种力量能提供有效救济。

对于一个失业者来说，领取救济金可能比免于出版审查更紧迫。那么，宪法权利的重要性还有什么？换一个视角：宪法权利之所以重要，在于其对维护民主过程和公共生活的基础性作用。

但是，有些问题注定难以通过投票来解决。宪法权利的上述特征表明，它的外延是有限的，并非所有的权利都需要写入宪法。明白保护羊才能剪到羊毛的道理不需要很高的智商。第三，宪法权利具有反政治权衡的特征。

由于事关道德观念和生活方式，同性婚姻合法化问题也不适合议会辩论，这不是因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一朴素的智慧，而恰恰因为它们与真理无关，它们与信仰或道德选择有关，不难理解，一项争议与它的经济属性距离愈远，愈难以达成一致。现代宪法所肯定的思想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原则，即基于此种考虑。

这再一次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有些国家虽然缺乏对社会保障权的宪法规范，民主过程仍然激励着公共财政投向这个方面。一般的民事权利要么不具有，要么只在较弱意义上具有这一特征。

一般而言，对于私人间的侵权行为，政府既不缺乏动机，也不缺乏能力加以制止，因为这有助于强化政府权威。绝对并非不受限制，只是由于这种限制本身也受到限制，限制必须是事先的、个别的、明确的和可受审查的。

而且，从消极意义上说，如果官员感受到来自民众的政治压力，它就怯于制造赤裸裸的人权事件。哪些事项适合议会投票，哪些不适合？经济利益上的差别——诸如遗产税额的小幅变动、社会保障水准的起伏、公立教育拨款的多少——可以诉诸协商妥协、多数决甚至不可告人的政治交易，正是在这些问题上，在民主国家区分了左派与右派、自由与保守，这类事务构成了日常政治审议的内容，甚至是政治过程的活力之源。所以，宪法权利不仅事关个人人格完整，而且具有公共属性，正如英国学者理查德·贝拉米（Richard Bellamy）所说：个体言论自由推进公共利益。由于成文宪法观念预设宪法先于且高于政府，因而宪法权利意在警惕政府。

它隐含地假定社会只是政府决策的承受者，而不是有着独立个体价值和理性的现代公民群体，而这恰恰是宪法权利遭遇悬置的原因。这样说并不是否认这些权利的重要性，而是认为它们通过普通立法和政治过程加以实现足矣。

凡属宪法权利的，通常指那些不适合以议会投票来解决分歧的事项。如果把纸面的宪法机制当作一个美丽的陀螺，那么民众的诉求就是它旋转的动力，这一动力一旦不足，陀螺就会静止歪倒。

与充足信息隔绝的政府不仅敏感而易怒，而且会变得智力低下，降低做出有效决策的能力。作者简介：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文来源：《读书》2013年第1期 进入专题： 宪法权利 。